歷史中不能承受之輕－－評《讀愛》

「有些事情發生，卻沒留下可以察覺的痕跡。這些事情沒有人說出口，也沒有人提筆寫下，如果說接下來的事件都與這些事無關，彷彿從來沒有發生過，那樣的說法可就大錯特錯了。」－A.
S. 拜亞特《隱之書》(A.S. Byatt, Possession : a Romance, Random House, 1990,
p.573)

這套《讀愛》是沉重的，鄭樹森教授寫道當年集中營親身經歷的作品都叫作Holocaust， 鄭教授給了一個很妥貼的中文譯法，叫做「滅族」文學。然而《讀愛》我想並不算歸于這一類文學，因為這是文學想像而成而非親身經歷。我覺得反而像中國的傷痕文學，寫國家人民經歷過的傷痕，逼迫你直面歷史。以一個愛情故事貫穿，而側面描寫在戰爭道德與愛情之間的決擇及對歷史包袱的承擔。

正如影片中當提到男主角伯格在法庭中聽到奧斯威辛，然後描寫男主角專程前往奧斯威辛走一遍，親眼看看當年的集中營，這也寫出作者及導演在將戰前及戰後一代人所承受或未曾承受過的記憶把它們接上了關係，使一個戰後出身的小伙子去重踏當年的集中營來憑弔，憑弔那不能言喻的無間地獄。正如文評家史坦納（George Steiner）所言：「奧斯威辛（Auschwitz）的世界之所以無以言喻，其故乃在理性之外。」（Hayden White, Figural Realism,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9, p.33）

阿多諾有一句名言：「奧斯威辛之後，怎能再寫詩呢？」（Theodor W. Adorno, Negative Dialectics, New York : Continum,1973, p.362）本來阿多諾這句是用來諷刺海德格爾等人在奧斯威辛之後還能夠有雅興寫詩，然而奧斯威辛後保羅‧謝朗就以自己的集中營經驗入詩，寫出〈死亡賦格〉等名篇（參鄭樹森教授〈他不是頂級的〉，《從諾貝爾到張愛玲》，印刻文學出版社，2007年，第66頁，同見《縱目傳聲－鄭樹森自選集》，天地圖書，2004年，第91頁）萊維莘甚至認為：「倖存的不是真正的見證……被俺沒的、沒有歸來的才是完整的見證。」（引自前書，印刻文學出版社，第66頁）

而除了直面那可恥的歷史之外，在文學性方面，鄭政恆已經在〈懺情者與懺悔者——《讀愛》〉一文中己經提到萊辛的悲劇《愛米麗雅．迦洛蒂》的互文隱喻，或許我可以再指出另一些的互文隱喻的地方，以期拋磚引玉。

首先作為「前文本」 (Prātext)，《奧德賽》在《讀愛》中曾兩度出現，與之形成互文關係。《奧德賽》講的是奧德修斯因冒犯海神而滯留海上，10年不得返鄉的故事。在他經歷的所有困境當中，最大、最危險的莫過於忘憂果之鄉:在那裡，路人若吃了忘憂果就會樂不思鄉。（李賦寧（主編）：《歐洲文學史》第1卷，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13頁。）因此，像奧德修斯一樣，抵制遺忘是伯格面臨的最大挑戰；同樣如奧德修斯一樣，把自己的故事講述出來才是抵制遺忘的最好辦法。就如米蘭‧昆德拉在《笑忘錄》中所言「人對反抗強權的鬥爭，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

至于影本中作為互文的另一本書則是契訶夫（Чехов）的《帶小狗的女人》，書中女主角安娜（Anna），與《讀愛》一戲的女主角名字很像，而《帶小狗的女人》之所以在影片中重覆出現，也宣示著與影片的一些隱喻指涉關係。《帶小狗的女人》的母題便是秘密，是安娜與情夫Gurov之 間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偷情），而《讀愛》一片，伯格與漢娜之間乃有不可告人的過去，以致當伯格在庭上看見漢娜更是難於啟齒，對其他人三緘其口。加上漢娜 本身是個文盲，由一開始看餐牌的驚恐，到在法庭對筆跡時的招認，一切一切都要為其文盲一事而保守秘密，而伯格得悉此一重要資料，亦在道德與情義間，無奈為 其保守秘密。其實伯格與漢娜每天的偷情，就像安娜與Gurov的 偷情一樣，不過我認為漢娜的與伯格的情慾却可能並不是因為緣于對性的不滿足，而是反而透過伯格的朗讀後，從而在性中得到那種觧放，緣於自己要維持著秘密那 種恐懼的壓抑，而透過性釋放那種負罪感。因此我們就可以看到，漢娜並非因為性得不到滿足而與伯格這個小伙子造愛，若然如此便不會當伯格讀《查泰萊夫人的情 人》的時候會覺得噁心了。或許漢娜與伯格做愛前的朗讀，就如送那些年輕女孩去集中營前的朗讀一樣，都是一種生之驅力與死之驅力前的一次絕爽。

而另外在影片中我們可以看到女主角亦有看過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的書（巧合《讀愛》一片女主角也叫Hana），而漢娜．鄂蘭《艾克曼在耶路撒冷：關於平庸的邪惡的報導》所提的the banality of evil－ 「平庸的邪惡」－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該書講在受審者玻璃亭裡的艾克曼，是一個看上去彬彬有禮的人，他在種族屠殺中犯下彌天大罪，每日命令送千百名猶太人 往集中營處死，而他的動機卻是極平常的服從命令和盡忠職守，艾克曼之所以成為邪惡的化身，既不是因為他天生邪惡，也不是因為具有某種病理學的特徵（此人經 過精神病醫生鑑定完全正常），更不是具有什麼堅定的信仰或意識，而是因為他失去了辨別善惡、判斷是非的思想能力。在艾克曼身上，鄂蘭看到了邪惡平庸的活生 生的體現，鄂蘭在書中寫道「除了一心向上爬之外,艾克曼確實沒有任何動機，……用通俗的話來說，他只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當然亦有人反駁說爻克曼夲身是一位有極端反猶思想的人）。這就有點像影片中女主角的原型投射。而這點亦都頗像阿多諾在《否定的辯證法》中所言：「希特勒迫使人授受一項新的定言令式：好好引導你的思想行為，不要再讓奧斯威辛集中營重現人間，不要讓類似的事件再度發生。」(Theodor W. Adorno, Negative Dialectics, New York : Seabury Press,1973, p.365)

最後漢娜或許無法面對出獄後沒有人再會朗讀為她聽，也因為伯格的距離之愛（一直都稱呼他做kids） 的消失，再加上或許到最後承擔不了那戰爭的罪孽，于是選擇上自殺之路。這套片拍出了那種沒有戰爭場面，卻要面對戰爭道德判斷的壓抑感，也拍出了一段愛情在歷史洪流下，在道德審判下的無力感。或許戰爭現在對我們來說是很疏遠，但也請各位不要忘記。或許我怕將來的小朋友，對六四的遺忘得那樣理所當然，就像卡夫卡日記中那兩句常被引用的：「德國向俄國宣戰，下午去了學校游泳」，感受不到歷史中那種不能承受之輕……

原載：http://hope-season.xanga.com/701154133/275112149020013199813302125215214632004336629/